网络平台配资赵忠秀：以开放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首席对策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创历史新高。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尽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起新一轮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2025年前5个月网络平台配资，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仍达到17.94万亿元人民币，展现了极强的韧性。这些数据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现出，“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工作成绩。

这五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RCEP全面落地生效，体现了"制度型开放"的深度突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突破1.6万列、跨境电商进出口5年增长近10倍等数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承诺"双碳"目标，则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国坚持"拆墙"而非"筑墙"的开放逻辑，既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经验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塑造国际合作新优势的关键抉择。

中国贸易进出口在“十四五”期间展现韧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间中国外贸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的趋势？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变化如何体现“十四五”规划中“多元化国际市场”的战略成效？外贸在“十四五”期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否达到预期？中美贸易争端从“技术封锁”扩展至“全领域博弈”，从“小院高墙”到“大院铁幕”，其核心矛盾与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领域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过去五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赵忠秀。

赵忠秀的主要观点：

外贸韧性反映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强劲的市场需求

新动能不断涌现和多元化市场确保外贸稳健发展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中心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管理好高水平供应链保持韧性以应对冲击

与东盟的贸易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不能简单以贸易顺差或逆差来判断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跨境电商体现中国产业链柔性和韧性

“新四小龙”出海模式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

新关税结构尚未形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以开放的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

对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国是规则维护者和贡献者

集成电路领域近十年有显著进展但仍处于相对劣势

在技术能力和经济效益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自贸区拉开制度型开放的序幕

通过先行先试把中国方案变为全球标准

临港是中国自贸开放的高地

在制度型开放和产业融合方面突出

外贸韧性反映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强劲的市场需求

新动能不断涌现和多元化市场确保外贸稳健发展

第一财经：赵校长好，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在全球贸易低迷的情况下，中国2024年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创了历史的新高。您如何来看中国外贸领域在“十四五”期间展现的韧性？

赵忠秀：因为贸易它实际上是一种表象，那么它反映的实际上是你的生产能力以及市场需求的规模。那么我们中国的产业体系非常完整，生产能力非常强。在传统的领域，不论是消费品，还是在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中国市场都表现得很强劲。不论是数字化生产的产品，还是我们讲绿色转型的产品，总是有不断地迭代。另外，我们还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有市场多元化。比如，对非洲的出口增长超过了20%，显示了什么？是我们的产业迭代和市场深化拓展所带来的好处，这非常明显。

当然因为有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几轮关税冲击波，对我们的贸易的的确确有影响。但是没有美国参与的市场应该占全球的86%。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我们的整个工业产能占了全球的35%，所以这里面产能和产能的利用率，这两个是关键指标，决定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所以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中心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管理好高水平供应链保持韧性以应对冲击

第一财经：过去两年，大家非常关注的“新三样”，已经成为了我们出口的一个新动能了。您怎么来看“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外贸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趋势？

赵忠秀：中国的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都在变化。产品结构里面，从传统的那些产品来看，我们通常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能外界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落后产能。不是的。比方说纺织，中国是世界上纺织产能最大的国家，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中心。纺织品它的科技含量实际上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它里边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数字化制造，包括绿色化的发展，我们发展了很多产品。你比方说工业机器人，你比方说现在我们中国船舶的出口，还有工程机械的出口，所以就不断涌现。这展示了中国是一个制造工业强国的能力，其他的国家很难满足。

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汽车零部件，汽车的刹车片，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传统的产品，其实它内部，它的生产制造工艺，它要求的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而只有中国现在能够生产规格最齐全的这种产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我们也会进行产业的有序出海，延展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的供应链。当然你要管理好这条供应链，使得它仍然保持韧性，受到一定的冲击以后，它马上能够恢复。

与东盟的贸易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第一财经：这5年当中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贸易伙伴的排名出现了变化，东盟跃升成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您认为这个变化的意义在哪儿？

赵忠秀：现在我们讲产业链的有序出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它的价值增值的价值链的分布。当然我们希望效益最大化，这样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并且能够更好利用当地的资源。所以在不断的调整中，就形成了在东南亚这样一种生产体系和组织方式。我们看到有很多境外的出口加工区，产业园区，组织起来效率也比较高，降低了整个的生产成本，使得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了。

不能简单以贸易顺差或逆差来判断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一财经：过去5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否达到预期了？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可能更多在关注扩大内需，您认为货物贸易进出口对经济的增长贡献和重要意义在哪里？

赵忠秀：传统的进出口，我们看过去分析，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看它的进出口必须是顺差，如果是逆差，表面上来看好像对经济增长没有拉动作用，它反而抵消了。其实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误解，因为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它支撑的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产能，这个产能的利用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产能背后实际上支撑的是就业。也就说是一种非贸易品，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所以在这一块来讲，保持进出口的规模，并且不论出口还是进口都在增长，这本身就是对经济规模扩张的一种支撑。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以贸易顺差或者逆差来判断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拉动，还是抑制。

我们货物贸易的总规模，实际上是从4万亿美元的规模，上升到了6万亿美元，增长了50%。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和经济总体规模来讲，我们现在是18万亿，我们进出口的规模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跟我们20年前比实际上是下降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更强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需市场的经济。

跨境电商体现中国产业链柔性和韧性

“新四小龙”出海模式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

第一财经：在过去的这5年当中，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经覆盖了全国165个城市，您认为现在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整体的运转当中还需要有哪些突破？

赵忠秀：中国的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以跨境电商为典型的这种发展，应该说是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它占我们整个贸易进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15%，并且中国的应用场景特别丰富，应该说实践走在了规则的前面，都在不断创新。不论是物流配送，海外仓，还是贸易支付的手段等等，都在不断进步。并且从某种意义来讲，它改变了生产组织和运输库存管理的形态，使得经济更稳定了。

过去传统来讲，贸易环节很长，任何一个环节中断，对贸易影响很大。但现在有了电商，有了海外仓以后，这个地方受损，我可以用别的仓来补。所以它影响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小了，能够做到97%不受影响。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柔性的体现。

现在讲的叫所谓“新四小龙”出海，不论是阿里（速卖通）还是Temu，甚至像Shein、TikTokShop，都是非常生动的商业模式的不断进步。它的的确确拉近了和消费者的距离，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并且有更好的性价比，实际上也提高了消费者的一种福利水平。

新关税结构尚未形成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我们再来看这5年中我们面对的外部机遇和挑战。特朗普政府2025年重启了对华的高额关税，中美的贸易争端是从技术封锁扩展到了全领域的博弈，从以前的“小院高墙”到了现在的“大院铁幕”，它的核心矛盾和阶段性的特征是什么？

赵忠秀：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以关税战的这种形式，以一种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日内瓦谈判初步的成果，应该说我个人的判断还是超出了预期，没想到美国就把底牌露出来了，保留了10%的关税。

现在看来第一波的冲击有所稳定了，我们在等待中美双方贸易谈判框架能够确定下来。我讲是一种新关税结构，这是中美之间的。当然了，我们知道世界不是只有中美，还有其他国家。原来特朗普以为抓住几个要害的，实际上并没有收场，还不太好收场。所以我们仍然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情况，所以新关税结构并没有形成。像对越南，越南征20%，对从越南过境的转口的贸易它要征40%，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甄别。实际上甄别的成本非常大，所以在接下来我认为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甚至还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美国这一轮的关税冲击波才能够真正消停。

美国的货物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按照去年的规模是13.9%，所以对这个市场肯定是有影响。当然特朗普心心念念的是，我们现在都要到美国去设厂，到美国去生产，这是他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对于现代复杂生产体系了解的人，都知道建一个工厂，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这不是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完成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开放的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

对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国是规则维护者和贡献者

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了现在全球面临一个新关税结构，但是新关税结构还没有最终形成。在新关税结构的博弈当中，您觉得我们中国能做什么？结合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能怎么做？

赵忠秀：对中国来讲，我们实际上就是以确定性，增强我们的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所以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继续扩大开放。他们去筑“小院高墙”，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们毕竟还要面对着一个百分之八十几的开放的世界经济，我们要对稳定的世界经济作出贡献，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这更凸显中国对于开放的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规则的维护者和贡献者。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方面对美国采取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维护多边体制，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国内经济，叫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斗争。这两者不可偏废。回过头来还是说，我们的底气在哪儿？就是我们的独立、强大的生产体系，我们强大的自主可控的能力，以及包括我们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于世界的吸引力。

集成电路领域近十年有显著进展但仍处于相对劣势

在技术能力和经济效益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第一财经：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脱钩断链”的情况之后，对于我们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对它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

赵忠秀：现在表现得比较极端的还是在以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这个领域。因为它是复杂的一个系统，包括我们讲的光刻机，尤其是先进的产品，我们的确还是处在劣势。但是我们通过工业的改善，能力也在上升。

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还是要强调自主可控，在技术能力和经济效益之间，形成动态平衡。我随时能够把我备用的方案拿出来，并且保证我不中断。我们通常讲的经济韧性，就是你一旦被冲击，你有快速恢复的能力。一旦冲击以后，你没有恢复能力，陷入停滞了，这个差距就被锁定了，就被卡脖子了。

自贸区拉开制度型开放的序幕

通过先行先试把中国方案变为全球标准

第一财经：聊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候都会聊到一个词，就是制度型对外开放。您觉得这5年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现在中国真正能实现这个制度性开放的核心是什么？怎么来突破核心？

赵忠秀：要说制度型开放，这个引子还是在上海，是2013年上海自贸区。当时我们要对国内的开放做一个压力测试，因为投资协定，主要标志是《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要在很多领域要放开，包括服务业的开放。那么我们先在一定区域内进行一个压力测试，现在经过了6、7轮，自贸区已经覆盖22个省市了，形成了从过去政策优惠到规则的过渡。这个规则我先用在国内一些特定区域里面，一个更开放的地区，然后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然后再推广。这是一个阶段，作用挺大的。但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临港新片区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开放水平就高了很多。在上海开了进博会，所以上海是开放的高地。我们以更开放的胸襟，通过扩大进口，用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为世界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包括后来还有海南自贸港等等。

到了二十大，也就是真正的“十四五”期间，我们讲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从过去的政策优惠到只是规则上的对接，变成了现在这种外部动荡环境下，我们发现要用新规则，要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我的标准比国际低的，我们就适应国际标准，我们中国的标准跟国际标准差不多同步的，我们争取我们中国的标准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当然我们在一些领域我们先行的，我们做得好的，那么我们要把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标准变成国际的标准，甚至世界的标准。

临港是中国自贸开放的高地

在制度型开放和产业融合方面突出

第一财经：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在过去5年里是一个引子和高地，具体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您认为上海最突出的一个优势或者经验，以及接下它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赵忠秀：上海自贸区我们讲，临港是中国自贸开放的高地，这是一个制度的高地，并且它在制度型开放和产业融合方面做得非常好。制度的红利优势，如果不能用到产业发展上，它的功效体现不出来。我觉得上海就走出了这样一条路，非常有示范意义。并且因为在产业发展的背后，实际上还是科技进步，是把这种科技的要素集聚起来。所以这条路，走到这儿是非常踏实的。另外一方面，以上海进博会为代表，把整个中国的大市场的吸引力，它的优势呈现在全世界。所以上海的中心地位，不论是作为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还是金融中心，应该说它是一个集成式的，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还是能够继续起到一个排头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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